蒯正明 |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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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4期

引用格式：蒯正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J].探索,2020(4):121-129.

摘要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就是从严治党的探索史、创新史，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探索的历史经验表明，永葆革命精神是实现从严治党的内在动力，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是推进从严治党的政治保证和政治引领，思想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理领导干部、强化监督执纪是推动和落实从严治党的三大支柱。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作者：蒯正明（1977—），男，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坚守自我革命精神，具有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都始终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推进从严治党，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失败的教训，也出现过严重的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对从严治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布局不断优化，相关举措也不断丰富发展。总结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既有利于推动党的建设历史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

关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学界已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如肖贵清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包括将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严明党的纪律，培育党的作风等。张荣臣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历史经验，包括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以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等。秦杨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经验包括：思想建党是根本，制度治党是治本之策，反腐倡廉是利器，民主监督是活力之源。总的来说，学界对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已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从内容上来看，不同学者阐述的重点、角度各不相同，基本涵盖了从严治党实践中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以及制度建设等各要素及其作用的分析。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要“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2018年1月11日，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还特别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六条经验，包括“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尝试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百年探索实践的基本经验，在经验的总结、提炼中，既注重对各条基本经验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同时也注重思考各条基本经验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思考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

1 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深化从严治党认识

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一大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推进社会革命首先要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对此，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指出，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党刚刚成立，虽然已经树立了明确的革命意识，但对从严治党的认识只是初步的，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此，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革命形势骤然严峻。党要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保持战斗力就必须严格党的纪律，从严要求自己。对此，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强调，要改变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党的组织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关于党的建设任务，毛泽东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党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鲜明地展现了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开始执掌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为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制度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条件。但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改变，党内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也开始产生。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中指出：“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之后，刘少奇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不过，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从严治党的思考和探索也遭受了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自我革命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也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场“第二次革命”。在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中，社会生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人们利益诉求也不断增加，党风廉政方面面临巨大挑战。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为了预防和反对腐败，严格党的纪律，十三大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命题。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从严治党由此成为管党治党的总方针。

十八大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性历史阶段。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也为了更好领导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将“从严”覆盖到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和全过程之中，既抓大又抓小，治标又治本，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回应了新时代“怎样才能管好党、治好党”的这一重大时代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的一场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

革命精神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仰，也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向“顽瘴痼疾开刀”的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实践自觉，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党时常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敢于承认和解决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自我革命精神是从严治党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百年探索的历史就是以革命精神不断将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历史。

2 抓好政治建设，为从严治党提供政治引领和政治保证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属性，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更是努力抓好政治建设，通过抓好政治建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带动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党自成立始就明确了本党的阶级属性和奋斗目标。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治方向。之后，五大党章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过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由于党还不成熟，党的政治路线难免会出现失误，从严治党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挫折。

遵义会议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建设步入正轨，党的政治建设对从严治党促进作用逐步呈现，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纠正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倾主义。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实践中，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从严治党的探索提供了基本政治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二是强化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凝聚党的战斗力，党内报告制度逐步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建立有力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1952年12月毛泽东在《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中就指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包括：“（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此外，毛泽东还强调把握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后来随着“左”倾思想发展，党的政治路线逐步偏离正确的轨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对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脱离了实际，从严治党的探索也遭受了挫折。

改革开放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根本转变。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由此，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党的政治建设开始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并列，党的政治建设地位逐步凸显。在对从严治党的功能上，党的政治建设不仅从政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方面为从严治党提供政治保证，而且在坚定党员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功能开始彰显。如1998年11月至2001年12月在党内开展的“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等。“三讲”教育对于坚定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提高政治意识，进而对于推进从严治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内涵大大拓展，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地位也发生了新变化。一是对党的政治建设内涵的认识方面。十八大之前，其内涵主要是制定和执行正确政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以及包括坚定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提高政治意识等。十八大之后，党的政治建设内涵不断拓展。党的政治建设不仅包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还包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等。二是党的政治建设地位的变化。十八大之前，党的政治建设是与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并列的。十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党的政治建设上升到统领和根本地位。党的建设各方面问题都与党的政治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将党的政治建设上升为统领地位，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的探索中，党的政治建设这种功能效应是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最初，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功能体现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针对党内出现的问题，党的政治建设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功能逐步彰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定党员政治立场、政治意识、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等。尽管不同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内容有所不同，对从严治党的功能也有所差异，但政治引领和政治保证的基本功能是贯穿始终的。

3 既补精神之“钙”，也扎制度之“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从严治党必须注重补精神之“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推进思想建党，二大就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以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不过在党的建设历史上，首次确立思想建党原则是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明确要求通过党内思想教育把党员思想统一起来，加强思想建设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也开始起步。不过，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制度建设主要突出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法规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如六大党章对发展党员入党程序的各个环节作了详细规定，对开除党员的程序也作了更加科学的规定等。1928年10月还专门颁布了《巡视条例》，标志着党内巡视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年5月又发布了《中央巡视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巡视制度。但后来受“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党的制度建设逐步偏离正确的轨道。如党员发展制度建设方面，搞“突击入党”和“唯成分论”。再以巡视制度为例，这一时期虽然巡视制度开始建立，但由于受“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巡视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对党内法规制度的破坏。

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跳出了过去“唯成分论”的错误。在延安时期，党内教育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同时，创立了通过延安整风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形式，深化了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制度建设上，党的组织、作风等各个领域制度都得到发展。如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关于对党员察看处分执行办法的指示》，作风建设方面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尤其是党的七大党章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也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加强思想教育力度，同时也开始注重理论教员的培养。1955年7月中央组织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设置和培养专职理论教员实施办法的通知》。在加大思想建党力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制度治党力度。如组织建设制度方面的《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党风廉政方面的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初期开创从严治党良好局面作了贡献。但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发展，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都遭受了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文化大革命”带来党内思想混乱、制度遭到破坏的现实，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着手解决广大党员思想问题，既注重思想理论教育，又注重克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努力使广大党员做到“又红又专”。之后，党的思想教育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1983年，为了集中解决党内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问题，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整党的决定。自此之后，党内思想教育呈现两大途径：一是日常教育，二是集中教育（见表1）。日常教育具有稳定性、常态化特点，集中教育具有时效性、针对性特点，两者同向发力，共同推动党的思想建设。

与此同时，党的制度建设快速推进，党的制度的体系化逐步形成，主要包括：一是一系列基础性主干型党内法规制度相继建立，奠定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架构。二是从内容上看，程序性制度建设的进程明显加快，这体现在诸多具体的党内法规制度之中。如党员发展制度方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党员违纪处理方面的《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工作程序的规定》等。三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得到丰富和发展。不仅分别发布了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高校、农村等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而且专门发布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选举工作的党内法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除了进一步加大思想建党力度，党的制度创新发展步伐也明显加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12年发布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该条例对党内法规的名称、条款表述、制定权限等都作了规定。之后，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大大推进，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二是加快推进“立改废”的步伐。一方面针对党的制度建设薄弱环节，加快党内法规制度“立法”步伐，另一方面依据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对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进行了修改。十八大至十九大五年间，党中央共修订颁布了90余部党内法规。三是党内法规制度清理机制得到建立，开展了两次党内法规制度集中清理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协调性。

在从严治党布局中，党的思想建设重点在于补精神之“钙”，是“软”性保障。党的制度建设是硬性保障。两者虽然在功能上有着不同的定位，但在目标指向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当然，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来看，两者的结合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严治党的探索中更多强调思想建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效应开始初步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左”倾思想干扰，党的思想建设出现偏差，党的制度建设也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内法规制度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两者良性互动效应进一步显现。

4 注重抓“关键少数”，从严管理领导干部

政党是一个“政治集合体”，需要依托一定的成员而存在，但首先要依赖本组织成员中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创立到大革命失败，干部队伍数量较少，“党的四大以后，实际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百二十人上下”。他们多数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党的干部队伍遭到巨大破坏。之后，尽管党的干部队伍逐步壮大，由于党自身还不成熟，尤其受王明“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错误地把党的领导成分中知识分子占多数看成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组织根源，提出党的干部工人化的政策主张，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也遭受挫折。

遵义会议之后，正确的干部路线得以确立。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才”虽在前面，但并不是说要以才为先、德在其次，强调的仍然是才德兼备。1941年9月，中央军委发布的《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这就明确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这一时期还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干部交流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这一时期确立了执政条件下党管干部的原则，建立了干部学习培训制度、干部管理制度以及干部选拔、任免、奖惩制度等。为了严格要求干部，还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解决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对于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则予以严厉查处。但后来随着“左”倾思想的影响，党对干部队伍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领导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党的建设也遭受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推进，大量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条件下从严管理干部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选拔的制度化、规范化。为了规范干部选举，199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明确了干部选拔民主、公开、群众公认的基本原则，并规定了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纪律与监督等。之后，2002年发布了正式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二是规范干部管理。包括通过强化干部教育、创新教育形式等措施提高干部教育的成效，同时建立了干部任期、交流、任职回避等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干部考核制度。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恢复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考核原则。在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上也有一个逐步优化的过程，尤其是十六大之后，民生建设、环境保护等指标开始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之中，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干部考核办法逐步建立。

十八大以来，从严管理干部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了“政治首位”的原则。不少地方专门制定了干部政治表现考察办法，有效解决了考察干部政治表现靠感觉、凭印象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分别于2014年、2019年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修订。2019年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标准，完善了干部提名推荐办法和选拔任用程序，既注重尊重民意，又防止唯票取人，更好地把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三是强化了对“裸官”的治理。2014年2月，中央组织部专门印发了《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在实践中，很多地区开展了对“裸官”排查和清理工作，进一步纯洁了干部队伍。四是干部问责机制更趋完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一综合性问责制度出台为实施干部问责提供了制度依据。从实践来看，十八大以来，失责必究、有责必问已成为常态，通过推动问责工作常态化，督促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守责尽责。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百年探索中始终注重抓党的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围绕从严管理干部，确立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制度、选拔、任免、奖惩等一系列制度。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从严管理干部全面推进，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大“裸官”治理，强化干部监督问责，带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也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5 强化监督执纪，增强自我净化能力

强化监督执纪，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是保证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二大党章规定：“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三大之后，为了防止国共合作中可能出现的腐败，1926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曾发布《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五大党章对党的专门性的监督机构作了规定，初步确立党委和纪律检查机构平行的监督体制，但随后六大撤销了监察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出现的以权谋私的现象，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在它的行列中有官吏的舞弊。”同时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七大党章重新将“党的监察机关”作为一章，并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虽然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推进，七大党章关于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没有得到落实，但它为之后纪检机关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员数量大量增加，维护党的纪律任务更加繁重。在实践中，这一时期的主要举措主要包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之后为了增强纪检机关的独立性，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该决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是重视人民来信来访。通过建立专门的信访机构，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强化权力监督，接受群众批评。此外，这一时期还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强化权力监督，如“三反”“五反”运动等。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对克服党内官僚主义、推进反对腐败斗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纪律建设开始迈入正确轨道。针对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员违纪违法增多的现实压力，中国共产党为强化监督执纪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具体的举措主要包括：一是在纪检监察机关恢复重建基础上，1993年实施了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以强化监督力量。二是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改革逐步展开。2005年实现了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三是社会监督力量大大增强。这一时期随着基层民主的发展，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力度不断推进，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监督力量不断增强，包括信访监督、新闻监督、网络监督等都得到推进。尤其是随着网络社会的推进，网络监督的力量逐步凸显。这一时期，党风廉政责任制、巡视制度都逐步建立，相关监督机制衔接效应不断增强。

十八大以来，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党的监督执纪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主要包括：一是为了强化反腐力量，组建了国家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通过该改革举措，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促进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有机衔接。二是强化巡视监督，建立了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并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有效推动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三是社会监督进一步强化。包括进一步加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力度，推动巡视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以巡视监督带动群众监督，以群众监督助力巡视监督等。在实践中，“互联网+监督”模式进一步推进。一方面建立了全国范围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大大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另一方面随着移动网络的兴起，移动网络正成为网络监督新力量，网络监督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6 总结与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都始终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推进从严治党，以从严治党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从严治党经验是多方面的，比如还包括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优化党的政治生态环境，等等。在此不一一阐述了。在笔者看来，上文提到的五条经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自我革命精神是推进从严治党的内在动力，抓好政治建设为从严治党提供政治保证和政治引领，思想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理领导干部、强化监督执纪是推动和落实从严治党的三大支柱。

还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条经验是在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每一条经验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例，虽然党成立一开始就注重政治建设，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十八大之后才进一步上升到统领地位。再以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为例，虽然两者结合一直贯穿于从严治党全过程，但不同时期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性推进，结合程度不断加深，良性互动效应逐步呈现。

坚持好办法、开创新办法是事物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改革创新精神。上述五条基本经验（五个方面），既是对从严治党百年探索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求我们坚持上述五条基本经验，还需要思考进一步落实上述五条基本经验（五个方面）的具体办法，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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